姜 堰 三 水
古时,长江、淮河、黄海三水,在江苏泰州姜堰区汇聚,故称“三水”。
从自然地理构造上,姜堰境内淡水河流分属两大水系,南部是长江水系,北部是淮河水系。因古三水汇聚,冲击成塘,塘水多旋涡,形似人指罗纹,又名“罗塘”。至北宋年间,洪水泛滥,富商姜仁惠(984—1056年)、姜谔(1025—1059年)父子仗义疏财,率众筑堰抗洪,罗塘古镇由此更名姜堰。
姜仁惠自小家境差,没背景,上不起学,曾起誓“大丈夫既不能以笔砚起家,非射利聚财无以发身。”他的发家史,靠的是跟亲戚朋友借贷,用20年时间进行贩运,积累了大量财富,成为名震江淮、乐善好施的富商。
姜谔虽是“富二代”,但头脑很清醒,也很有爱心,亦慨叹“财者,人之所共欲。吾家素厚藏,未知将何以散,而成吾先子不专于己而有施之之心也。”在有生之年,姜谔在住宅南侧筑馆舍,请教师开办平民教育,惠泽乡里。
姜氏父子的选择,完全可列“某某中华慈善排行榜”。推而广之,至少不是假捐、诈捐,而是基于乐善良知的人格魅力,是实实在在的善举。仅此一点,我就觉得姜堰这座城,明朗、通透、畅快、有气象、有厚度。
我用感官去倾听它沸腾着的一切,直到被纳入心底。一座城的背影,由此开始变得立体、豪迈与传奇。
毋庸置疑,“姜堰三水”自然是这座城的根。它的故事,一代又一代流泻于历史记忆的深处。
姜堰天目山之名,古已有之。明万历《泰州志》记载:“天目山,州治东四十五里,高二丈余,周二百三十步。昔王仙翁(按:王冶,晋代道士)尝隐是山,有二井。”因二井形如天的一双眼睛,故俗称“天目山”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,群众在生产建设过程中,先后在遗址东北角发现宋代和汉代墓葬等。1983年泰县(即今姜堰市)图书馆对该遗址做了调查,发现并采集了部分周代遗物。
我注视着姜堰三水壮丽无边的历史画卷,眼前的天目山遗址曾是多么热闹的世界。每一个场面,似乎都回荡着原始人类的刀耕火种。试想,当甦醒的人类先民,在天目山开创出一片栖身的故园之际;当堆垒的柴薪和稻谷,驱赶了寒夜、饥饿,这小小的遗址又何其伟大,何其壮哉。
▲天目山遗址所出遗物
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,是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命脉的国家。长江三角洲地区本时期遗址的分布表明,良好的古水文条件为水稻生产奠定了基础。
姜堰古海陵仓遗址,不太炫耀,却一定值得去看一眼。《汉书》记载:“吴有海陵之仓,仓为吴王濞所建。”唐代骆宾王在讨武檄中说:“海陵红粟,仓储之积靡穷”,一时海陵仓名扬四海。明嘉靖《维扬志》记载:汉高祖十二年(前195年),吴王刘濞看中境内俞垛仓场庄周围的殷实富庶和水路便捷,是积聚稻米的理想基地,开凿邗沟直通仓场,“仓场庄”由此得名沿用至今。
元末明初,张士诚与朱元璋争夺天下,从里下河一直打到江南。《明史》记载:张士诚在此囤粮扩军,发展势力,“糠爿街”美名远播。2003年秋,考古人员对仓场“糠爿街”进行考古钻探调查,在东端钻出稻壳堆积土层,可见稻壳细片,灰黑色,风干后易碎。
▲红栗飘香海陵仓
人们还在姜堰境内沈高汉代丧葬习俗中发现了铺散稻谷的墓穴。清代民间刻本古籍《三元总录·丧元》记载:“人生以草为褥,草者地之毛,人生游于地上,人死归于地下,乃人之始终不离草。”可见,古人把稻谷和金钱放在同等贵重的位置,寄希望不幸死去的亲人,在“地下”也能永享富贵,丰衣足食。
这就客观地告诉人们,水稻不仅代表五谷,同时也是“对世间一切草的概括和写照”,反映了朴素的自然史观和人类史观。
由于古长江与淮河曾在姜堰地区交汇入海,姜堰三水地带逐渐演变成为特有的湿地生态环境。通扬运河、周山河、西姜黄河等主要河流构成“四横十竖”水系。湖泊、河流面积占到总面积的37%左右,滋养、派生出无限灵动的人间天堂。
▲溱潼古镇一隅
溱潼古镇,一座四面环水、麻石当街的小岛。
溱潼古称秦泓,地处江苏南通、盐城、泰州三市交界处,旧有“犬吠三县闻”之说。这里河港交织、气候湿润、水草丰茂,麋鹿“千百成群”,农民“不耕而作”,境内发现多处麋鹿化石和新石器时代石器等遗物。“作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过渡区,吴越文化和楚汉文化的连接点”,涵养了姜堰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我最倾慕溱潼会船。这个具有原生特质的水上庙会,最大吸引力就是千舟竞发时合力飞奔时的力量,调动着人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喧腾。
在我眼里,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多与宗教无关。溱潼会船的产生与演变,还是跟远古农业生产、祖先崇拜和原始风俗有密切关系。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记载:溱潼会船由南宋延续至今。每到清明节晚上,家家户户自愿用箩筐盛冷水米饭送上会船。子时,无数条会船争先恐后开向乱坟场祭祀。次日,是溱湖闹春,主要由篙船、划船、花船、贡船、拐妇船参与的会船活动进入高潮。
可以说,溱潼会船本身就有着鲜明的古代中国农业文化特色,反映出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;会船祭祀仪式与闹春团聚之乐,表明了姜堰三水文明崇拜的痕迹和伦理特色。它所体现出的是“人与人”和“人与事”的关系。
走下去,沿着姜堰三水的遗落,我看到蕴藏溱潼古镇的明清建筑群小溱湖巷、八仙桥巷,又把古今往事联结起来。
唐的古槐、宋的山茶,一枝一叶,古朴芬芳。这是古人们种植的希望,也是与后世对话的媒介。游观于此,我又常叹古之战乱频繁,和平岁月并不多矣,这古槐和山茶树倒是一代又一代,繁衍至今,生命如新,实在是奇迹。
唐的古槐
▲萌生于唐代的古槐距今1100多年的历史,富有许多神奇的传说,福佑当地百姓。
宋的山茶
▲溱潼古八景之一“花影清皋”。院内古山茶植于宋代晚期,距今八百多年。
姜堰三水的承续,除了被岁月冲刷的细细叮咛,我早已知道涌成精魂的那些故人。
明代著名画家唐志契(1579—1651年)、唐志尹与唐日昌叔侄三人,时称“画苑三唐”,他们的作品大多成为今日绘画者的范本;“泰州学派”创始人之一王栋(1509—1581年)与授课处王公祠,在明代也算是一束光,裹卷着浑浊的时代,疾世愤俗。
棋如人生,人生如棋。
清康熙年间,姜堰人黄龙士(1651—?年)名噪一时,与范西屏、施襄夏并称“清代三大棋圣”。阎若璩《潜邱札记》把他与黄宗羲、顾炎武等并列为“十四圣人”。清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黄龙士接到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徐星友(约1644—?年)信札,相邀教弈。
徐星友年长黄龙士十余岁,40岁学棋,3年足不出户。黄龙士念其真诚,便与他兄弟相称、授艺。当徐星友棋力达到与黄龙士相差二子时,黄龙士刻意让3子与他对弈10局,互有胜负,被当时棋界视为巅峰之作,史称“血泪篇”。这10局棋后,徐星友终与黄龙士齐名,成为大清国手。
▲“棋圣”黄龙士纪念馆,棋院坐西朝东,现已成为是姜堰人学棋、练棋、赛棋的重要场所。
黄龙士去世后,徐星友称雄棋坛40余载。戏剧家孔尚任(1648—1718年)就曾看过他与棋坛老将周东侯(生卒不详)对弈,以两子胜。孔尚任还留下一首诗:“疏帘清簟坐移时,局罢真教变白髭。老手周郎输二子,长安别是一家棋。”交锋之烈、焦灼之感,足以催白对弈人的胡须。
康熙末期,徐星友在京城败给棋坛新锐程兰如(1690—1765年),从此隐归故里评注弈谱,著成我国最有价值的几部古谱之一的《兼山堂弈谱》。
刘荣庆(1761—1842年),姜堰桥头镇状元村人,清乾隆年间甲辰武状元;胞弟刘国庆( 年),亦为乾隆年间武状元。兄弟二人先后高中武状元,只隔一科,这在中国科举史上确属罕见,在当时更是传为美谈。
相传,刘荣庆的武学修为主要是来自于刘氏家学。刘氏五虎断门绝户枪、五虎断门刀武技、两仪拳点穴功,曾打遍清廷大内侍卫无敌手,乾隆曾惊叹为“天下神功”。刘荣庆曾任清广东陆路提督,为保卫边疆作出贡献。
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却被人所陷“营务废弛,兵丁吸食鸦片,剿瑶兵败”之罪,发往新疆伊犁充军。道光十四年(1834年)平反,返乡途经河南沈丘(沈丘县老城镇)时,打破家规,将祖传两仪拳点穴神功传授给救命恩人魏洪申,立魏洪申为两仪拳传人,并立下两仪拳门规。遗憾的是,刘氏后裔并未继承这些绝世武学。